上海新闻 为什么这个记者到了葛优家,葛优什么都说?

上海新闻 2019-03-29198未知admin

  北京国贸CBD下的化石营村。摄影 赵赫廷

  《濮存昕:跳进人艺“这锅粥”》《陈丹青:一格一格降人才》《“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吴冠中谈中国美术体制》,南方周末工作12年,张英发表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领域的报道。

  他关于余秋雨的系列长篇报道是人物报道业务的生动展演。采访过两百多位人物后,那些被访人物在职业态度上塑造了张英,让他知道“人生和命运,其实都与工作认真有关,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2009年,张英获得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当时的颁奖词是,“张英不是那种可以用领域、用驻地来定义的记者,他是一个可以与‘记者’这一职业全息对应的完整意义上的记者。”

  十年之后,如果把“记者”两个字改为“媒体人”三个字,这句话对于张英依然适用。2018年,做过网站、杂志、出版社、报纸、电视台策划的张英,和近二十位从传统媒体走出的记者一起做了《听好书》项目,他也成了一位“完整意义”上的全媒体人。

  但无论在媒体领域如何腾挪,如何上下求索,张英内心燃烧的还是最初的写作理想,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写字的人。即便是在忙于《听好书》项目的2018年,他还以自由撰稿人和特约记者的身份完成了二十多篇有影响的长篇报道。

  在这篇访谈中,张英回顾了他的职业生涯和写作历程。其中关于人物报道的选题标准、采访经验、写作技巧的部分,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切身经验,很有启发意义。关于写作,他一直“在路上”。年近半百,他却自称在写作上才“刚刚步入成熟期”。在写作的道路上,他想“走得更远”。

  在写一个故事之前,我会在心里琢磨很久

  谷雨:在新闻写作领域,有哪些前辈和同行在什么时候给过你影响?

  张英:在精神上影响我的新闻人和作品,应该是刘宾雁的《人妖之间》、《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前者是我父亲佩服的记者,后者是我敬重的对象,并在工作中有接触。他们让我知道,新闻应该说真话,写事实,讲道理,应该帮助弱者,鞭挞丑恶,赞扬光明。

  在新闻写作上,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南方周末》的张平,《北京青年报》的郑直,他们的新闻报道在同时代那批记者里,文章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文才是比较出挑的。

  还有《北京青年报》的陈徒手,《人民日报》文艺部的李辉,是在文化新闻报道领域里,对我有示范性作用的前辈同行。他们让我知道,文化新闻和社会新闻、时政新闻一样,是对社会有用的,也是有力量,可以发挥社会作用的。

  谷雨:你写过那么多人物,你觉得人物特写对公众的阅读价值是什么?特别是名人,对你有没有影响?

  张英:人物特写的阅读价值,我觉得还是为读者提供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帮助他们理解人性的丰富、复杂、多元吧。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认识世界的基点。人物的经历,个性与命运,挣扎与无奈,得失与成败,能够打动人。人物报道可亲可感,在关注度上,是唯一可以和社会新闻并驾齐驱,天生有热度、吸引眼球和好奇心的新闻品类。在人物报道中,名人名家,又是最吸引人的。

  徐冰。来源 视觉中国

  我采访了两百多位名人名家,印象强烈,对我有直接有影响力的人,其中包括叶永烈、金庸、王蒙、余华、刘震云、王志文、陈道明、周迅、姜文、张艺谋、贾樟柯、方力均、徐冰和陈丹青。他们让我最为佩服的,除了对知识与眼界提升的追求,更多是在工作的认真和敬业上。我认识到,人生和命运,其实都与工作认真有关,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谷雨:在决定写一个故事的时候,写或者不写,基本边界在哪里?

  张英:一般来说,采访一个人物或者写一个故事,我都会在心里琢磨很久。决定写一个人物或写一个故事,基本上要满足三个前提:第一,这个人物是否有新闻价值?是否有趣有个性?故事是否精彩,与众不同?

  第二,除了人物和故事有趣外,是否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阐释性,比如是否代表一个群体、一个行业?是否具有普遍性,有当下的社会性,有时代感?

  第三,别的媒体是否做过?如果做过,还剩下什么角度?我如果写,能否写出这个人物最好的故事?

  写作困境太多,梦里都在克服

  谷雨:你的采访一般如何进行?有哪些常用的方法与技巧?

  张英:我通常会根据不同的采访对象,采用不同的采访方法和技巧。首先需要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最好是采访对象确定的放心、放松的环境。然后我会注意和采访对象面对面,坐得一样高,平视对方,亲切地、面带笑容地开始采访。为保持注意力集中,采访之前我会不吃饭,以保持大脑清醒。

  一般来说,在采访从未打过交道的采访对象,包括普通人时,我会先聊聊生活话题,让对方放松后,再转入采访。对那些职业新闻人,则无需寒暄,直接进入采访就好了——比如白岩松、崔永元、王旭明这些人,本身就是新闻的行家;再比如徐根宝、王石、贾樟柯等经常接受采访的名人,则不必客气,直接开门见山就好。

  对那些学科专家——比如考古学家、经济学家、音乐家、艺术家,他们的知识领域在我的知识与专业范围之外,要采访他们就只能事前多看资料,找这个行当里懂行的人摸底,请求他们帮助设计问题、寻找文章的主题。

  对不愿意配合采访的对象,拒绝采访的对象,媒体又必须要采访的新闻人物,我会请采访对象熟悉的人引荐,比如陈道明和王志文,都是我喜欢的人物,很有个性,很少接受专访。

  陈道明我一直想采访他,追了四年。在《唐山大地震》上映时,我找到了冯小刚给陈道明打电话,陈道明的独家采访就幸运地解决了,陈道明跟我聊了6个小时。王志文也是我感兴趣的优秀演员,这个独家采访则要感谢上海的记者商羊,她和王志文是朋友,于是对王志文的采访就变成了5个小时,他回答了5页采访提纲的每一个问题。

  谷雨:在寻找故事主题方面你有什么经验?会有主题难以取舍或定夺的情况发生吗?这时应该如何处理?

  张英:在写文章的时候,通常会根据采访拿到的独家材料,决定文章的主题和故事。毕竟,报纸的版面有限,我们最后的主题一定是独家,或者符合南方周末价值观的内容。这个时候,和别的报刊重复的内容,与主题无关的枝丫都被舍弃了。

  比如2003年葛优的采访,当时,葛优妈妈施文心和妹妹葛佳合著的新书《都赶上了》出版,我通过出版社的编辑约了葛妈妈的采访,想做一篇葛优妈妈谈谈自己儿子的文章。但当我去了葛优家,发现葛优也在家里。

  采完葛优妈妈后,我又增加采访了葛优。葛优在公开场合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但在自己家里,在父母、妹妹、侄女的陪伴下,他那一次是有问必答,非常配合,采访的效果好极了。

  从新闻价值来说,葛优妈妈和葛优比起来,肯定是葛优的专访更有价值。那期报道原来是葛优妈妈是唯一的主稿,但当采访到了葛优以后,葛优的专访就变成了主稿,葛优妈妈谈葛优就变成了配稿。总的来说,最后的取舍还是根据新闻价值来做的。

  谷雨:面对大量的采访素材的时候,如何处理,如何评估和取舍素材?

  张英:这是所有记者都头疼的问题。一个人物采访,通常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重要人物的采访,往往会长达两到三四个小时,整理出来的录音,通常在两万字到五万字左右。

  我的做法是,根据采访之前的设计,围绕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找出主题和最值钱的内容,设计出文章的结构。文章的框架搭好了,再根据文章结构选取材料,确定文章不同章节的主题,再对材料进行精挑细选,最后形成文章的不同模块。

  谷雨:你写作的常见的叙事结构有哪些,怎样为不同的故事搭建匹配的叙事结构?

  张英:有按照自然和时间逻辑展开故事叙述的,比如《海艺“门”全记录》;有颠倒时间倒叙的,比如描写西路军往事的《追寻那支消失的红军》;再比如《“我要学政治”——吴冠中的最后岁月》,完全是打破时空。

  吴冠中去世后,我在晚年吴冠中的最后五年里,找了他关心的四件事展开叙述,写了吴冠中的曲折起伏一生;也有很多口述,如陈凯歌《无极》上映,口碑不一,争议很大,网友胡戈制作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视频,陈凯歌威胁要把胡戈告上法院。我在第一时间采访胡戈,根据录音整理,为了增强文章的信服性,直接使用了口述体。

  对那些最红、曝光率高的焦点人物,接受过众多媒体采访的知名人物,他的人生经历和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当他写的一部作品,或是拍的一部电影、电视剧爆红,媒体需要采访的时候,我的办法是采用访谈体,展现他们的见识,观点和思考。比如陈道明、王志文、葛优、周迅、关锦鹏、徐克、吴宇森、张艺谋、冯小刚、姜文。

  谷雨:一般怎样处理文章的开头和结尾,能谈谈你的写作经验吗?

  张英:我总是把最动人最好看最吸引人的细节放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如在《海艺“门”全记录》这篇特稿里,开头是,“北京海淀区艺术职业学校(以下简称‘海艺’)的代课地理教师,70岁的孙辛卯被学生摘下头上的帽子,拿矿泉水塑料瓶砸,被学生谩骂,被拍成视频后传播到互联网上,形成了社会风波,网友大骂职业学校学生不尊重老师,威胁要到学校收拾学生。”

  这起事件当中,映射的其实是职业技校的学生困境,学习放任自流,早熟早恋,对毕业后的前途没有信心,虚度人生混日子。媒体介入报道后,学生一点事情没有,被他们欺负的代课教师了。

  我花了一个星期采访,赶出了稿子,讲述这起社会事件的前前后后,坏学生和老师,班级和学校的前世今生,事件的处理,孙老师的个人困境。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孙老师的帽子。

  “孙老师上课时为什么戴着帽子?老人说,不戴帽子有时会感冒头疼。关于这点,他早就向学生解释过。”帽子既是风波的标志,也是隐秘的故事伏笔,更是文章的头和尾,前后呼应,意味深长。这篇特稿后来获得了当月南方周末新闻奖。

  谷雨:写作过程中遇到过困难吗?有没有重写的经历?

  张英:写作中遇到的困境太多了。看着过去报纸上自己的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为一些垃圾,这时候在脑海里,都是些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在写每篇文章前,我都有莫名的压力,会担心自己能不能比上一篇写得更好。这样的状态往往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进南方周末后,面对工作压力,睡眠质量总是不高,我经常在夜半时分醒来,在很多模糊的状态里,我想到的都是工作。有次我甚至在梦里见到了李安,面对面对他进行采访。或者在梦里为一篇文章怎么写而纠缠反复。还有一次我梦见我采访到了张艺谋,但采访机突然坏了,我急得不行,醒来才知道是场梦。

  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特刊。来源 视觉中国

  在加入南方周末之前,我工作过的那么多家报纸和杂志,很少有南方周末那样对记者有具体的文本和写作技巧的要求。来到南方周末,我才知道,我和这个国家90%的记者一样,都是在混日子。

  我像零一样,重新开始了我的新闻生涯。至于稿件重写,我相信南方周末的记者们应该都有过。去年,金庸去世时我给《新民周刊》写了一篇特稿——《金庸:大师远去,斯文不再》。文章长达一万六千字,写了两个星期,改写了四五次。

  非虚构写作在国内才刚刚起步

  谷雨:从业生涯中,有没有令你感到最难忘的采访和写作经历?

  张英:二十多年的新闻生涯里,这样的采访太多了。值得一提的有《濮存昕:跳进人艺“这锅粥”》。当时濮存昕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因为辞职闹得满城风雨。

  我在第一时间找到他,反复沟通,最后他放下了顾虑,接受了《南方周末》独家专访。写出来的稿子和他改后的稿子,我们怕发表出来对他不利,还做了很多处理。文章发出来后,他专程电话道谢,此后我们成为了朋友。

  再比如《陈丹青:一格一格降人才》,油画家陈丹青从美国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想招的油画博士生,专业课再高分,英语和政治不及格,就是不能够被录取;他选择了从清华大学辞职,一时间满城风雨。我找到他,经过几次沟通,他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首次就教育在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详实的表达。稿子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再比如《“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2007年3月,在政协文艺小组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顾问的吴冠中就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当着分管文化的中央领导的面,建议对画家实行“以奖代养”的意见。

  因意犹未尽,后来他又写成了《奖与养》,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应该“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对画家实行“以奖代养”,实行经费断奶。此外话题还涉及美协、画院民间化、美院扩招、公正评奖等,提出“美协是个衙门,文联也是这样。谁都来管文艺,结果文艺上不去!”

  吴冠中的这番意见引发了满城风雨,成为焦点的吴冠中感到了压力,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拒绝了多家媒体的采访,保持了沉默。经过反复沟通,努力争取,吴冠中看了我寄给他我采访金庸等人的文章后,在北京家里接受了我3个多小时的独家专访。

  他对我说,“我这么一把年纪了,我要说真话。”文章《“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刊发后,在中国美术界引发了强劲的反响。这篇报道后来获得了当年的《南方周末》年度新闻奖。

  谷雨:你发表的作品,后来会有反刍或者反思吗?

  张英:有,经常会反思。比如我刚刚当记者的时候,太年轻,不够理性、冷静,习惯黑白分明地看待新闻中的人与事,太感情化,容易受采访对象影响,忽视了新闻事实复杂的真相。

  那时候,经常会站在弱者一边,在批判公权力和强势的一方时,往往会同情弱者,忽略弱者本身的不合理和缺点,结果导致了有些报道站位有点偏。凡事都有两面性,不是那么清晰绝对。

  很多事实并不是非黑即白。好比鸡蛋与石头相碰,一般心有同情的人往往站在鸡蛋一边,因为鸡蛋的抗击打能力明显不如石头。但有时也许是鸡蛋的错——石头虽然棱角分明,鸡蛋却会发生滚动。

  再比如采访时,准备时间太短,对采访对象了解不够,准备的问题不够好,对方没有情绪回答;或者采访很扎实,内容和材料都很好,在写作上却天赋有限,没能把故事写得让人看了过目不忘。

  说到遗憾,在南方周末工作期间,面对比如张平、李海鹏那样的记者,会觉得自己才华不够,天赋不够。只能靠勤来补拙,靠认真和努力弥补才华和天赋不足带来的缺陷,发挥自己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板。

  谷雨:离开媒体和记者岗位后,目前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张英:现在,我和原《南方周末》的老领导徐列一起,还有《南方人物周刊》的同仁,近二十位从传统媒体辞职的记者加盟新东方教育集团,做一个原创的深度读书音频节目《听好书》。这也算是新闻人的转型吧。

  我们还是采访那些写书的作家和学者,采编流程和《南方周末》时期一样,不过内容的呈现形式不再是报纸和杂志,而是APP和微信公众号,用文章、音频和视频的方式呈现。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现在也参与录制音频,拍摄视频,还在内容原创的道路上。

  想一想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经历了手稿书写时代,电波传真排版印刷,又经历了互联网电子阅读时代。未来究竟会怎么样,我也很好奇。作为新闻人,我经历了这些变化,也参与了这些变化,成为这个时代和历史的一部分。

  现在我已经快五十岁了,在写作上刚刚步入成熟期,在新闻写作的道路上,我还有很多可能性,也有好奇心,我还想走得更远。一句话,我还在新闻的路上。

  我还在继续以专栏的形式,为比如《新民周刊》《新民晚报》《青年作家》这样的报刊,澎湃、凤凰网的媒体号写稿,我去年已经发表了二十多篇深度新闻。

  谷雨:你怎么看待当下非虚构写作在国内的兴起?

  张英:这是一件好事。非虚构写作在国内才刚刚起步,不管是《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还是《财经》《财新周刊》《南方人物周刊》,还是后来的《人物》《GQ》和《时尚先生》,网易的《人间》和腾讯网的《谷雨》项目,我们的非虚构写作才刚刚起步。

  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十二年里,担任过《后台》和《马后炮》内刊的主编,负责南方周末的“传媒致敬”年度评选,也策划出版过《美国最佳报刊写作》《普利策新闻作品选》等图书的引进出版。据我的观察,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成就,离国外非虚构写作的水准还相差很远。

  眼下,中国社会正在巨变当中,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给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者提供了太多好的故事。上世纪的普利策新闻奖,很多获奖作品报道的主题和中国当下的同类社会事件比起来其实不算什么。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拐卖妇女儿童、拆迁问题,对非虚构写作者来说是富矿。

  但写作者能不能深耕细作,花大量的精力去完成有力量的作品?我们能不能抓住题材,有没有足够的才华,能不能认真吃苦?能不能遵守非虚构写作的规范,没有虚构与失实地记录这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经历,讲述他们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故事?

  这是所有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非虚构写作者们,无法回避的的挑战。

  (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撰文 刘蒙之编辑 柯黎

  运营 陈佳妮 校对 阿犁 统筹 迦沐梓

Copyright © 2002-2013 拉酷皮卡新闻网 版权所有  

联系QQ:1352848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