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州游子深情回忆:记忆中家乡的味道 让人难以割舍的乡情

辽宁新闻 2018-11-07202未知admin

  小时候我生长在辽东丘陵地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这里叫盖平县梁屯人民公社,我家就住在这个行政区辖内的田屯大队东窑小队。童时,家乡还没有通电,唯一对外联系的通讯工具就是大队部的一部手摇磁石电话机,这种电话要经过多个总机人工转接,才能实现双方通话,使用起来非常困难。本乡的用户对接起来还算方便一点,但要通往外部世界还是比较麻烦的。联系时,手摇磁石电话机必须手摇进行振铃呼叫,乡里的接线员会问:“要哪里?”,得到答复后会向想接通单位振铃,如果有人在,便把电话接了过去

  。要找的人如果在大队部或附近还好一点,如果远离大队部,就要把意图说明白,请人带口信给要找的人。这种带话的方式有时候很可能把话带走了样,因为农村住户分散在各个山沟沟里面,农户之间最远的相距几十里。带话的过程可能很漫长,张三传给李四,李四再传给王五,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人,最后才能传给要找的人。连续的传话到了需要信息的人那里可能就走了样,往往会闹出笑话。这个过程有点象部队急行军中传口令一样,连长对第一个人说:“往下传,有事要报告”,战友们就会悄声耳语连续接下去,一个传给一个。经过近百人的传递,原话到最后就变了。待到急行军完毕,连长问最后一个人:“你接到的口令是什么?”,那个最后接到口令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往下传,到了集市买年糕”。于是会引起一阵捧腹大笑。我记得当时在农村就有这么一个笑话,相隔几十里的某人奶奶病了,其父给远嫁的女儿捎信,让她回来看看。也不知传了多久,经过多少人的嘴,最后其女儿得到的口信是奶奶不行了。其女儿哭天嚎地地跑回了娘家,一看奶奶还坐在炕头上在给孩子们讲瞎话呢(东北部分地区管讲民间故事叫讲瞎话)。那个年代,科技不发达,交通、通讯都极为不便,人们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农民多数是文盲,村与村之间捎个口信出点笑话极为正常。如果是想打个长途电话那可就费劲了,往往等待接线时间就需要数十个小时。所以那时候远一点的地方都是采用电报,现在的孩子可能都不知道电报是什么玩意了。

  家乡是古朴美丽的。每年的秋天,各种果类成熟了,庄稼也到了收获的季节。那火红火红的高粱挺着沉甸甸的穗子,向人们展示着成熟的韵姿,那硕大的苞米笑露着金黄金黄的牙齿,让劳累了一年的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欣慰。每逢这个季节,也是酸馇子制作的时节。

  在我的记忆里,每年十月份收割以后,母亲都要在一口大缸里浸泡上半缸苞米粒子,然后把大缸用牛皮纸封上,浸泡时间大约月余左右,会闻到缸里的苞米粒子发出一阵阵酸气。这时便将其取出来,可以看到,苞米粒子已经发酵膨胀,缸里的水都飘起了一层乳白色的泡沫。过去没有铝制品盛具,更不用说白钢和塑料制品了。农村用的都是用粘土烧出来的盆,从缸里捞出来,满满一盆的酸苞米很沉很重,有时候需要两个人抬。

  第一道工序浸泡完成后就要进入第二道工序:磨。那时候没通电,当然也就没有电动粉碎机了,农村的磨米拉面都是人工完成。有一首歌曲里唱的“推碾子拉磨”,大概就是指那个年代。那时,生产队搞农田建设会战时经常要用碾子磨米,用磨做豆腐,以此来改善集体伙食,都是用驴来拉碾子或拉磨。拉磨时,通常把驴眼睛用麻袋片蒙上,让驴拉着磨转,人只要往磨孔里填磨料就行了。为什么要把驴的眼睛蒙上?我核计可能是因为驴要围着磨转圈,怕驴总转圈迷糊。再者驴就在那么小的空间转,也怕时间长了驴不耐烦,上来了驴脾气,尥蹶子伤人。蒙上了眼睛的驴,头被一条绳子拴在磨上,这样驴只知道走路,不用抬头看路了,也不会耍脾气了。

  当时做为个人是不允许养驴的,而生产队里的驴只有在农闲时节才能借给各家各户用来拉磨,一般都是在春季前夕。秋季正值农忙,人们只能用人力推,这就不叫拉磨,而是推磨了。推磨就是把捆在磨上的一根粗木杠抱在怀里,人围着磨转,这样就把进入磨扇与磨盘之间的被磨原料磨得稀碎。我那时候还小,没有自己推动磨转的力气,只能帮着母亲往磨里填料,顺便辅助推上一把。推磨是一件很吃苦的活儿,不仅要有耐性,还要付出很大的气力,往往磨完之后,母亲往往都会大汗淋漓。

  磨碎了的苞米成浆糊状会沿着磨流向磨的低洼处,一个稍微突出的地方,也叫磨嘴子,流落到放在地上的盆子里。这样磨了一盆又一盆,直到把半缸浸泡的苞米全部磨完,就进入了第三道工序:隔面。隔面就是把磨得稀粘的苞米浆里面粗糙的玉米皮子和没磨碎的渣子与淀粉分离开来。这个程序需要在农家锅台上方房梁上吊一块很大的滤布,或者在室外大缸的上面搭起一个三脚架,把滤布吊在支架上。把盆里的已经粗加工的料用水调和开来,放在滤布上面反复摇晃,使得淀粉从滤布缝隙中流出来,剩下的就是粗糙的残渣,这个残渣就做为猪的食物了。隔面同样是很辛苦的事情,要不停地摇晃滤布,反复添水,以使被磨完的淀粉最大程度地分离出来,隔完面后也会被累得腰疼腿酸。

  第四道程序:沉淀和醒面。这个过程就是要把隔好的粉质除去多余的水分,让淀粉充分凝结充分发酵,增加其韧性和酸度。这个过程虽然不是很辛苦,但也要每天进行搅拌,让粉质充分均匀发酵,以达到食用时的口感。经过数天的醒面过程后,就可以进入食用前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制作酸馇子。

  母亲是十里八村中有名的巧妇。在她的手里会做出很多农村特有的美味。她用大锅煮出来的米饭,捞出米粒控净水分,放在土盆里蒙上纱布再用大锅清蒸一遍,米饭粒粒饱满,互相不粘连,吃起来非常爽口,米香格外扑鼻,凡是来我家吃过饭的人都赞不绝口。每年清明,母亲摊烙的煎饼,筋道飘香,配上她制作的刺叶子汤或想么菜豆腐脑,咬一口煎饼,喝一口汤,简直令人心爽神怡,那感觉,那味道,会让吃过的人念念不忘。自打母亲过世后,我再也没有找到这种感觉了,那种滋味可能今生再也不会遇到了。

  母亲是用自己制作的专用工具制作酸馇子的。她用白铁皮卷成一个一头粗一头细的套子,放在两指之间,揪下一团合好的酸馇子面放在手里,另一只手用力有节奏地推动,馇子条便一段一段地落入滚沸的开水中,立刻形成了金黄有韧性的熟馇子条。每逢我见母亲制作这种美食时,都会围着锅台转悠,锅里的那种金黄似乎透明的颜色映入眼帘,让人顿生期待。锅里那种扑鼻的略微酸甜的气味扑鼻而来,让我口水横生。仿佛觉得这个世界万般的奇妙,万般的柔情,万般的幸福。

  吃饭时,我们兄弟姊妹围坐在小木方桌旁,盛一碗玲珑剔透的酸馇子,放上一勺父亲自己熬着的清酱,开心地吃着,那种场景,那种欢乐,那种享受,直到今天尚深刻我心,挥之难去。过去没有今天可以随便到超市能买到的酱油,尤其是农村,更舍不得去公社的商店去买仅几分钱一斤的酱油,吃的酱油都是自己熬制。农户人家都自己烀豆子做大酱,每家都会做上一大缸,子女多的家庭会做得更多,下一次酱就是一年的食用量。那时候的大豆苞米都是祖宗传下来的品种,虽然产量不是很高,会有虫蛀,但是肯定不是现在的转基因产品,都是原生态的东西,原汁原味,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每年,父亲会把缸里发酵好的大酱汤撇出来,用大锅熬制,配上一些常见的蒜泥或香菜做为调料,就替代了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酱油。不过,我家乡的人们都管它叫做清酱。也许,因为它是从大酱里提炼出来的,是大酱发酵后形成的汤,就管它叫清酱罢了,至于是否是大酱出来的油,我就不得而知了。

  家乡的山还是过去的那座山,家乡的河还是过去的那道河。只不过山上似乎少了许多野生动物,多了许多高压线铁塔,多了许多林立的通讯基站;只不过涧水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失去了童年时的清澈,失去了许多原始的悠荡生物。时代在变,人的内心世界也在变,社会的分工也在变。但是无论怎么变,祖宗的基因不能变,中华的传统风俗道德不能变,故乡人的勤劳向上的精神不能变,思乡的人儿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永远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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